作者｜徐钧

 

临床心理学家，精神分析家，中国Focusing中心创始人和国际协调员、南嘉心理咨询机构创始人。专研亚洲文化与心理治疗对话、精神分析自体心理学、focusing哲学。

文本转载自公众号大学糖（ID：txldaxuetang）

 

 

武志红老师的新书《巨婴国》下架了，但是它在社会和心理咨询界、心理治疗界包括精神医学界，都是被广泛讨论的一本书。它引发了大家许多的感受，或许是内心的感受，也或许引发了许多学术上的讨论，关于《巨婴国》的评价，涉及我们心理治疗定义当中的一个文化反思。

 

大约在2011年2012年时，武志红老师和我就提了《巨婴国》里面的一个观点，关于家庭的“边界感”问题。

 

中国家庭的边界感

 

当代的中国人实际上是很难定义的。在中国的沿海地区，还有在中国的内陆地区，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之间，有很大差异，这个差异并不是用一个简单的模型能定义的。

 

我最近一直在做一些家庭、育儿和亲子方面的咨询，我会发现在中国的一、二线城市，面临核心家庭（就是小夫妻之间），还有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之间的冲突，这个冲突往往会导致家庭界限的挑战。

 

这种家庭界限问题往往发生在小夫妻的育儿当中，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为了来帮忙，会很投入地来参与养育；但是在参与养育时，他们就会回到原生家庭的状态，来帮自己的孩子看自己的孙子、孙女，看管当中会有一些冲突，这种冲突往往会入侵到小夫妻的边界。

 

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夫妻本身觉得自己的生活受到挑战了，然后与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建立界限，往往会有严重的冲突。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的本意是十分好的，但是这种本意又是突破界限的，让孩子受不了。心理咨询的案例当中也是经常碰到，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实际上是吞食性的、控制性的。

 

这种控制性往往让人受不了。在这种状态里面老人是把成年父母当成一个婴儿来养育，所以乍一看的确有些孩子就是婴儿的味道；这个婴儿貌似像武老师说的“巨婴”。但是这个状态，特别是现在的一、二线城市，许多孩子也在反抗这一点，所以才会有这种冲突。

 

 

巨婴现象是否普遍存在？

 

这个事是几年前和武老师谈到的，现在的武老师在《巨婴国》里面的观点，是他进一步思考，对这一点我是蛮钦佩的。因为这个问题他足足从2011年、2012年我们见面吃饭的时候，到出版这本书，估计他是思考了有五六年时间。不过这个观点说巨婴在全中国是具有普遍性，我是有一些怀疑的。

 

在文化与心理学组的讨论当中，我和武老师提出了不同的观点。

 

我认为“巨婴”这种现象在中国的临床心理学、心理咨询或者精神分析领域里面，这种类型的人或者来访者可能是存在的，而且我也直接接触过的确是存在这样的情况；但我个人倾向于认为这种不是一种普遍的，更加不能说这是一种文化的现象。如果用“巨婴国”讨论这个事情，就意味这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一种巨婴文化，我对这个是抱有相当怀疑态度的。

 

 

武老师也提出了克莱因的早期的观点：在0到8个月的这个状态里面，婴儿在一个所谓偏执分裂的原始状态。事物对他好，他就认为是全好的；对他不好的，他就认为是全不好的。他认为我们的文化是停留在这的。我对这个观点是十分质疑的，接下来我会提出一些不同的一些看法。

 

武老师提出的整个“巨婴国”的思想，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了几点：

 

一是关于弗洛伊德的口欲期、肛欲期还有性蕾期的发展，他认为关于中国文化的发展，是偏向是口欲期这个状态；他也用了玛格丽特·马勒的理论，就是关于自闭。玛格丽特·马勒关于发展的理论里有三个阶段，自闭阶段、共生阶段和个性化阶段，个性化阶段里面又分四个亚型。

 

武老师的观点偏向于认为中国的文化（他由这些个案推测）是居于一种比较原始的口欲期的早期，至少独立是没有完成，没有完成分化的。在玛格丽特·马勒的理论里，定义这是自闭和共生，共生这个时期可能也没有完成。这是很吞噬的一种状态。

 

武老师也和我聊起，他也不觉得中国文化一定是这样。他说许多人有误解，认为只是说中国文化是“巨婴国”的文化，他认为在非洲的一些文化，包括南欧的一些文化，实际上也是带有“巨婴国”的这个文化特点的；还有东亚的一些文化，或是南亚的一些地方，也具有巨婴发展特点，这个特点是具有某种普遍性的，他可能只是某种文化发展阶段里面，未完成分化的，未达到共生的，或者未在口欲期发展到肛欲期的一种文化。

 

这种观点心理学、社会学的早期发展当中是曾经出现过的。在社会学早期的观点当中就有一种生物社会学理论，他把整个社会比喻成一个人，通过对一个人的身体发展来看一个社会的发展。武老师在使用“巨婴国”这个概念的时候，他是类似于用十九世纪末的这一类概念，使用了这种类比的方式来表现整个心理的发展，来反映整个文化的发展。这是他个人的想法。我觉得这个观点的前提可能是存在一些问题的。

 

因为他使用了德国和奥地利精神分析早期的，口欲期、肛欲期和性蕾期这样一个理论，包括俄狄浦斯期理论。

 

在西方的精神分析当中，俄狄浦斯期的发展是作为一个成熟阶段了。而我们中国的心理咨询和精神分析当中，中国个案的身上体现的并不是那么充分。甚至于看上去有相当部分中国人，他和他们家庭融合得比较紧。比如说中国人离开家庭的时间，可能是在结婚之后才离开的，有的时候甚至于结婚之后都没离开，甚至于要生了孩子，才和原生家庭和自己父母开始离得更远一些；但是又碰到了下一代的养育，他们又融合在一起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用一个西方的定义，好像真的是很融合。

 

因为许多西方人可能在青春期、读大学就离开家庭，自己在社会上独立生活了，而父母支持比较少。所以比较这个文化而言，会觉得中国人或者亚洲的包括日本、朝鲜人，还有东南亚一些人口；包括拉丁美洲、非洲、南欧一些重视家族的文化，可能他们在发展当中，相比西方独立性的发展更晚，或者甚至于没有发展出离开家庭的独立性，在这些文化里面，是呈现巨婴特点的。

 

每个社会有它的家庭社会结构，它的内容、结构实际上是受到限制的，也是适应当地社会的。

 

 

如果以西方社会为最高标准的话，以它的系统作为参照物来评价所有的标准，这个观点是很有殖民时代社会进化论的特点。当然了现在说殖民时代会觉得很这个词有点古怪。因为现在世界上没有殖民国家了，殖民好像已经消失了，但问题在于当殖民这种形势消失的时候，殖民这种想法它还是存在的。实际上殖民时代提供了一个社会结构理论。就是以西方，特别是欧洲的英国、西班牙或者荷兰，这些社会的衡量标准，或者以德国的社会衡量标准作为起点。

 

当时殖民时代认为西方社会是最高的社会，是人类发展的最成功的社会。在这个最成功的社会当中，他们在全球有很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：亚洲国家比如奥斯曼帝国也完全垮台了，中国清朝在那时也完全不行。和西方在战斗的过程中完全处于劣势，这种情况下，西方就定义西方白人男性是人类最高等级的发展。

 

他们组建的家庭，组建的社会也是最高等级的。第二等级是亚洲人，是黄种人。因为黄种人发展的社会只是一般社会，这是鸦片战争之后对中国的普遍看法。最早在伏尔泰看中国的时候（十六、十七世纪），他们对亚洲和中国都抱有很大的理想，但是到了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之后，他们和中国的接触越来越多了，中国满清社会的腐败，他们看得很清楚。从西方文化基督教的观点来看，也认为中国社会并没有达到基督教社会的文明程度，所以他们当时认为中国是第二等的。

 

当然他们当时还定义了三等社会和四等社会。三等社会和四等社会就是他们对犹太人、斯拉夫人的定义。斯拉夫就是现在的南斯拉夫、俄罗斯，斯拉夫人可能是更加弱智的一类人。最末的是非洲人，南亚人。南亚的是指不受到印度文化影响的，印度尼西亚或者更远，譬如说现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这些地方，他们会觉得那些文化是处于文化的底层。

 

文化进化论这种观点在当时文化人类学者就注意到，这种现象的定义是十分不公平的一种定义方法。因为这种定义完全按照西方白人男性这个参照系来定义全球的文化，十分独断，而且完全没有看到亚洲文化，如汉文化，或者犹太文化、南亚文化，或者斯拉夫文化，也具有某种优势性。

 

英国著名人类学家费思，他是马林诺夫斯基（著名当代人类学创始人）的大弟子，也是中国很著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师兄，他写的《人文类型》里面提到了这种批评。他觉得如果从绝对主义，从进化的观点去看整个文化发展，是十分不正确的。我前一段时间读了一些人类学的著作，发现以前认为西方的育儿是很周到的，西方的育儿观好像各方面都是全球的楷模，但是一些人类学家采访了全球的54个地区和国家之后，他们会发现不管是使用哪一种当地的文化进行育儿，这些儿童都有健康的成长，而且他们都有一些发展。

 

在一些发展上，未必欧洲文化一定是最优秀的，在这个常模当中，文化人类学家是有批评的，认为建立在一个单独的参照系，而这个参照系是不是正确，是不是可以作为唯一的参照系，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。

 

这样单一的看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。就像育儿，用单一的参照系，如果一旦这样使用（当时殖民者的观点）、包括后殖民时代的文化殖民，这样的视角来看整个社会发展，你会看到这个社会发展并不就是如他们所说，实际上是多元发展的情况，可能是有他更复杂的原因，包括多因素、也有地区性的原因。

 

 

中国文化背景下如何看待巨婴现象

 

 

中国这种以家族为单位的养育和生存方式，我认为最早和朱熹的南宋理学的兴起有关。的确在南宋理学兴起了之后，中国的家族是以围绕祠堂、围绕家族发展。这个部分我认为这是理学的影响，但是我后来读到一些唐朝的诗，注意到唐朝的人也有类似的生活方式，就是围绕家族生活。

 

这个现象和中国南北朝时候的许多氏族南迁有一定的关系。在中国南北朝时代，中国北方的鲜卑还有突厥南侵，造成中国西晋王朝的崩溃，在崩溃当中有许许多多的部落从北往南发展。这个时候中原的许多氏族，包括平民都往南方逃难，在逃难当中他们过长江建立东晋，后来防守北方的进攻，在这个时候他们实际上需要很强烈的团结精神。

 

生活在北方的汉族也是很团结，形成家族制度。所以在迁移和战乱过程中，形成家族或者氏族制度，是对个体的生存具有很大社会意义的。就像我们有一些氏族在中国南方，如福建，建立了土楼，这就是围绕家族长远发展建立的，它具有防守的效果。

 

在中国各地都有客家人，当中都反映着一些群居的过程，在这种群居的过程当中，是会发展出一种家族制度的。通过家族制度来保护个体的生存，这样大家的生存成本更低，而且可以一起防御外敌，这样会给大家带来好处。

 

在罗马帝国结束之后，整个欧洲陷于一种崩溃状态，欧洲都是小国，有的小国很小，比如说圣马尼罗、摩洛哥。欧洲是处于诸侯这种更小的国家单位，许多欧洲王国之间都有亲戚关系，像在这种关系当中的生存方式和我们中国生存方式又十分不一样。中国人的家族制度实际上和非洲人的家族制度又是十分不一样的。非洲人的家族制度更多的是一种部族制度，他们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存在。东南亚一些国家，他们的生存也是十分不同的，这种生活方式就是由地区不同所产生的。我们如果简单地想以欧洲的生活方式简单地移植到中国，会面临许多文化冲突。

 

我们目前如果特别强调个体化，来访者在面临现实问题的时候，他有可能会碰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。特别强调像西方人一样个体化的生活态度或生活价值观，在中国社会实际上会碰壁的，会引起许多强烈的家庭冲突。比如许多西方人结婚了之后，妻子会认为自己是独立的，双方财产不会互相用来用去；但在中国社会，如果大家财产完全分开，虽然现在一些年轻人里面也有，但是如果真的大规模出现这种情况，我觉得家庭冲突一定会增加的。

 

这些概念实际上不见得会让一个人更自由，有可能它是一个相反的过程，或者冲击我们预期的过程，可能会让事情变得很纠结。

 

在当代一些家庭研究当中，有一些社会学家研究中国当代社会，例如《转型期中国城市家庭的变迁——基于五个城市的调查》。这个著作是由著名的社会学家李银河，马春华带领的。他们发现，当代中国社会面临的变迁，是很巨大的。在传统的冲击当中和一些观念的保留当中，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取舍。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冲击和变动，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。没办法用一种简单的模型来定义说，我们现在的家庭就是怎么样的。这些社会学家的观点对我们心理学家是十分重要的。

 

当我们去理解来访者的时候，或者当我们去学习精神分析，去学习心理咨询的时候，是作为一种文化来把这些东西学习进来，这些东西本身是具有文化特点的。所以当这些东西学习进来的时候，在中国使用的时候，它本身就有文化消化的问题。如果单方面只强调完全细化的观点，实际上它会水土不服的。比如刚才说的这些家庭冲突，去推进一个来访者过早在家庭里面独立，它的后果就是引起整个家庭更剧烈的冲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