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说我大学里确实学到了什么，那就是诗人菲利普·拉金言之有理：

 

“他们害了你，你爸和你妈。

虽然不是故意的，但他们的确害了你。”

 

当时，我生下儿子不久，便重返学校修读临床心理学。脑中想着孩子，手头却还要准备期末论文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很容易留意到那些论述父母如何害了孩子的研究。

 

当然，每个人都知道，麻辣老妈和出任学校家长教师联合会主席、每天孩子回家都奉上牛奶与亲手烘焙饼干的妈妈，会培养出完全不同的孩子。

 

但我们多数人落在这两个极端之间，而在这个区间，很多事情一不小心就会做错。

 

作为一名妈妈，我很想做对。

 

但是什么才是“对”呢？带着这个问题，我走进书店，立马眼花缭乱：

 

布莱泽顿、斯波克，还是希尔斯？

幼儿中心派、家长中心派，还是合作派？……

 

我到底该追随哪种理论？

 

好消息是，至少在英国著名儿科医生、儿童精神学家唐纳德·威尼康特看来，要养育出身心健康的孩子，你不必非得是完美妈咪。

 

用他的话说，只须当一个“过得去的妈妈”就好了。

 

不过，过去所有研究——从约翰·鲍尔比的“依恋理论”，到哈里·哈尔洛的猴子实验——都表明：如果不能精确解读你的孩子，误解了他们的信号，或者给予他们的爱太少，几十年后，他们就很可能会走进心理治疗诊所（如果有足够的钞票支付这笔帐单），坐在沙发上，靠着一盒纸巾，声泪俱下地回忆着妈妈对他做了什么，爸爸又没做到什么——每周50分钟，有时长达数年。

 

而作为心理治疗医生，我们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新当一回病人的父母，提供一种“矫正性情感经验”，让他们无意中将早期的被伤害感觉移情到我们身上，然后给出不同的回应——与他们童年期所得到的相比，更加体贴、更具共情的回应。

 

至少理论上是这样。然后我开始接待病人。

 

 

特殊的病人

 

我头几个病人几乎是教科书上的范本。当他们诉说不幸童年时，我毫不费力地就能将他们的伤心与成长经历联系起来。

 

但是很快，我遇到了一个例外，这个姑娘20多岁，聪慧美貌，姑且称她为丽齐。

 

丽齐有坚实的友情、亲密的家庭，和极度空虚的感觉。她告诉我，之所来咨询，是因为她“就是不快活”。

 

她还说，令人沮丧的是，她找不出来自己到底是对什么不满。她说她有一对“棒极了”的父母，两个出色的手足，支持她的朋友，极佳的教育，很酷的工作，健康的身体，漂亮的房子。

 

她的家族史上没有抑郁症或焦虑症病人。

 

那为什么她老是失眠呢？为什么她总是犹疑不定、怕犯错误、无法坚持自己的选择呢？为什么她认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评价的那样“惊人”、觉得“心中总有一个空洞”呢？为什么她描述自己感觉“飘忽不定”呢？

 

我被难住了。

 

这个案例里没有漠不关心的父亲、求全责备的母亲和其他放任自流、爱贬低人、杂乱无章的照料者，问题出在哪里？

 

当我试图弄明白时，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：类似的病人越来越多。

 

我的沙发上坐满了二三十岁的成年人，自述患上忧郁和焦虑，很难选择或专注于某个令人满足的职业走向，不能维持良好的“亲密”关系，有种空虚感或缺乏目标感——但他们的爹妈无可指摘。

 

恰恰相反，这些病人都说到他们是多么“崇拜”父母，说父母是自己在这世上“最贴心的朋友”，从来都是有求必应，甚至出钱让他们来接受心理治疗（当然也在替他们付房租和汽车保险），这让他们既愧疚又困惑。

 

毕竟，他们最大的抱怨就是无可抱怨！

 

 

起初我很怀疑这些人的陈述。

 

童年一般都不完美，那么，如果他们的童年很完美，为何会如此迷茫、不自信？这跟我学过的知识背道而驰。

 

但相处一段时间后，我开始相信他们并无粉饰或曲解。

 

他们真的拥有关爱备至的父母——

 

给他们“发现自己”的自由，

鼓励他们想做什么都行，

接送他们上学放学，

陪他们做作业，

当他们在学校受欺凌或孤立时出手相助，

在他们为数学发愁时及时请家教，

看到他们对吉他表现出一丝兴趣就掏钱让他们上音乐课（丧失兴趣时又允许他们放弃），

当他们违规时跟他们谈心，而不是简单粗暴地惩罚（运用“逻辑后果”来替代惩罚）。

 

一句话，这些父母很“体贴”，投入地引导我的病人们顺利通过童年的种种考验和磨难。

 

作为一个力不从心的妈妈，我常会在听病人陈述时，暗自奇怪这些伟大的父母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。

 

直到有一天，另一个问题浮现在我脑海：这些父母是否做得太多了？

 

是啊，我，还有无数同样的人，都在努力地做好父母，就是为了今后我们的孩子不至于沦落到心理医生的沙发上，而我正在目睹这种养育手段的血肉后果。

 

为了给孩子提供正确的养育，我们拼尽全力、精疲力竭，而他们长大之后却坐在我们的办公室里，诉说他们感觉空虚、迷惑、焦虑。

 

我读博士时，学院里的临床焦点在于缺乏父母体贴如何影响孩子，谁都没有想到问一问，如果父母过度体贴的话，这些孩子又如何呢？

 

过度保护剥夺幸福感

 

在美国，育儿一直是个争议话题，因为风险太大，而各派学说难有定论。

 

在不同门派之间，一直剑拔弩张：亲密育儿派 VS 严格教导派，儿童中心派 VS 家长中心派，社会风向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。

 

不过，即便在推崇“别过多拥抱你的孩子”的20年代（行为主义心理学家约翰～华生在其著名育儿指南里写道“当你身不由己地想爱抚孩子时，记住母爱是一件危险的工具。”），所有育儿法的根本目的是一样的：

 

将孩子培养为有生产能力的、幸福的成年人。

 

我的父母希望我幸福，我祖父母也希望我父母幸福。

 

不过，近年来出现的变化则是：人们对幸福的看法和定义不同了。

 

 

如今，光是幸福还不够，你得更幸福。

 

美国梦以及对幸福的追求已经从“寻求大致满足”变异为“你必须任何时候、各个方面都幸福”。

 

“我幸福，”格雷琴·鲁宾在畅销书《幸福工程》中写道：“但我还应该更幸福。”这种追寻已经风靡全美，变成一场举国运动。

 

那她到底应该幸福到什么程度？鲁宾也不确定。

 

听上去她和我一些病人的情况完全一样：拥有绝佳的父母，“高大、黝黑、英俊”（并富有）的丈夫，两个健康可爱的孩子，一大帮朋友，在上东区买了豪宅，耶鲁大学法学学位和成功的自由撰稿事业……

 

尽管如此，鲁宾仍不满意，“似乎缺了点什么”。

 

为了消解“忧郁、不安、低落和四散的内疚”，她开始了一段“幸福旅程”：列出行动清单，每周一买3本新杂志，不断收拾衣橱。